The Invisible Armada

20/02/2024

原文發表於 2022 年台社年會「再見「帝國」與「諸眾」：歷史與社會的批判性重訪」（11.12.2022），譯文出版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26 期（2023 年 12 月）, p. 177-188.

這麼一本無比雄心壯志的書，自詡為真知灼見的未來預言，但在出版後的幾十年裡，它的一些預測被現實斷然否決了──當然，我在這裡談的是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國》（Empire, 2000）一書。然而，這一點並沒有特別困擾我，在我看來，單憑預言失準這一點並不足以讓我們扔掉這部作品。因為像這類的書首先讓我期待的是：它能讓我展開一段思考。一本書的診斷和預言不能夠抵擋時間的考驗，這是規則，而不是例外。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順著還是逆著這本書的思路，在出版二十多年後，這本書是否仍有助於我們解決當下的問題（或說讓我們問題化當下）。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這本書做到了。而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想在這裡沿著《帝國》這本書及其作者所主張的論點稍稍漫步。

直截了當地說，在我看來，無論是從歐洲的角度（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還是從東亞的角度來看（圍繞臺灣問題不斷加劇的緊張局勢），我們可以說，哈特和奈格里的主張已經明顯與現況分歧：我們的當下就是帝國定義本身。［兩位作者提出的］[1]一個單一帝國的概念，也許有個大寫的Ｅ──後國族的、超國族的、去疆域化的、全球的、沒有外部、並且基本上完全是資本主義的──這個概念並未經得起現實的檢驗。相反地，在全球範圍內，我們的歷史和政治當下是終極經典紋樣（motif）的迴歸，包括：多個帝國之間的衝突、帝國主義野心、帝國形構的衰落或擴張、陰魂不散的舊帝國之類的。

簡而言之，一個全球性的、沒有外部邊界的帝國──覆蓋了整個地球表面，擴散根莖式的（rhizomatique）而不是有單一根源的（enraciné）、分子的而不是單元式的、後領土、後國族的和後國家的──這個充斥著向德勒茲和伽塔力借來的理論債的概念，因為高估了當今全球範圍內所有其他危機和衝突的因素，而被美國和中國衝突的這個當下撞個粉碎。

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直至今日已經成為使人對現況盲目的意識形態典範（la nuit où toutes les vaches sont grises）；例如，我們看到，面對香港危機，這個全球而去疆域化帝國的模糊概念，如何導致整批受兩位作者啟發的後左翼，毫無保留地支持西方列強張開雙臂歡迎的分離主義運動；唯一的原因是，任何反對普遍「帝國」的東西都是好的，這裡的帝國是中國資本主義，而不是西方新帝國主義──簡而言之，這就是根據一個完全抽象而離地的方法，無視實際地緣政治，尤其是新冷戰脈絡以及西方在東亞打的收復失土算盤。無差別運動主義（Le mouvementisme tous azimuts）幾乎被用在整個全球北方新的後左翼生態自由主義激進圈子，［這個運動形式］直接源於哈特和奈格里的概念大錯，諸如傳統形式之帝國主義的超克、根據地球被「資本主義式」標準化而導致的團塊和陣營對抗時代的結束、或是帝國形式的全球和同質傳播。

因此，藉著特別是在東歐和東亞／太平洋當前事件的指引（儘管的確非常黯淡無明……），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帝國的概念（但在全球範圍內，也要考慮非洲和拉丁美洲）。這讓我們不會「忘記」哈特和奈格里，但不幸的是，卻將帶我們更接近於施密特（Carl Schmitt）。施密特在他題為《受大空間概念治理的人民的權利》（Le droit des peuples réglé selon le grand espace, 2011）[2]一書中清楚地表明，在現代歷史中，不僅是西方歷史，而是在世界歷史中，帝國的利害關鍵，也就是主權和權力認證的議題，不是民族國家的歷史或那多少有點混亂的民族國家制度所能解決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聯合國的作用驗證了這一現象。在這本書中，施密特寫道：「『帝國』……主導勢力在廣大的給定空間中散佈其政治思想，在此空間中，一切外國勢力干預原則上都應被排除在外」（Schmitt 2011: 175）。並補充說：「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帝國都擁有大空間，而在其中閃耀著光芒的是其政治思想，並且這個政治思想應受保護而免於外來干預」（175）。

在我看來，如果要評估現今帝國的核心問題，或者說，如果您想要的是掌握當今主要衝突的最高維度（la dimension impériale）[3]，這個定義就提供了一個穩固的基礎。

有必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在這裡只是在某種程度上依循施密特，這一點澄清必須相當明確：對他來說，這些定義是他熱情支持希特勒政策的理論前提，該政策旨在不惜一切代價將德意志帝國擴張到東歐──不計一切代價，如其後果所示。但顯然，我們感興趣的不是這個征服和至上主義的幻影。真正重要的是，對於理解殖民歷史和今天發生的大國碰撞這兩者而言，施密特在勢力擴張與大空間形構這兩者之間做出一個牢不可破的連結，擴張的勢力不專指國家，也指一群被賦予特殊動力的人民；而大空間形構則是一個具有排他性的區域的成形（如果還不是嚴格定義上的主權行使）。

所以說，如果沒有有效或正在形成的大空間，沒有任何帝國能夠真正存在或形成。事實上很明顯的是，兩個大國──也就是美國與中國──的衝突已經全面主導了當今所有其他對抗戰線。這兩股勢力正好對應著施密特所畫的帝國格子，所以就此而言，它們同樣具有帝國結構。根據施密特的說法，從19世紀末《門羅宣言》開始，美國就奠定了其帝國命運；而如果今天要討論中國的帝國層面，並不是因為一種歷史主義觀點（譬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純粹的新帝國、或是赤化的舊帝國），而是因為，中國對大空間的需求與其勢力崛起明顯地密不可分。對中國大陸可以給出的最基本的定義是，它是一個特別缺乏大空間，特別是在海上空間的強權。用雨果（Victor Hugo）的話說，它不是有意識地渴望世界霸權的力量，而是「一股自主力量（une force qui va）」帶來的自動性。所有西方帝國大國過去都是以同樣的方式，被這麼一股「自主的力量」推動，因此他們現在非常沒有立場指責中國被這樣的擴張運動牽著鼻子走……。

因此，人們有必要把所有西方關於中國的宣傳咒語忘掉，也就是中國將從美國手中奪取霸權而取而代之的僵硬想法。相反地，不得不說，施密特讓我們明白了一點：中國的力量只有在獲得大空間的條件下才能繼續增長。然而，這種完全斯賓諾賽式（spinoziste）[4]的擴張，使它侵入了美國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插旗的大空間──借用施密特的定義，在那裡「〔他們的〕政治思想輻射四方，並必須免受外國干預」（Schmitt 2011: 175）──首先是太平洋、東亞和東南亞。因此，這不是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的衝突──好像「皇帝」習近平長久以往的野心是取代身體每況愈下的「皇帝」喬拜登。這是一種碰撞，其根源是兩個大空間之間的不相容性，一個大空間對另一個空間的侵佔。

這場衝突並不是無緣無故地集中在太平洋及其接壤的領土上：一方面，在日本戰敗後，美國開始將太平洋視為「我們的海（mare nostrum）」，就像古羅馬［對地中海的稱呼］一樣。而另一方面，出於顯而易見的地緣戰略原因（只要看地圖就足以理解），中國大陸只有在完成太平洋擴張的前提下，才能在任何領域繼續或完成其權力的擴張。

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只是這個爆炸性衝突的雷管，而安在底下的是兩個大空間形構的板塊交匯帶。

我們在這裡清楚地看到，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新型主權、一種後主權，沒有中心或邊界的概念如何擱淺在當下的珊瑚礁上。與其主張恰恰相反，複數個主權──乘載的不只是國家命運，而是整個民族命運──現在即將帶著加倍的狂熱，開始相互對抗。有趣的是，在這裡處於衝突中心的是海洋，儘管根據傳統國際法，海洋不同於大陸，是一無法領土化的元素，因此不能構成主權的基礎。這是因為，正如施密特（但同樣這個施密特卻也是《大地法》（Nomos de la Terre）的熱衷推動者）在我前面提到的文章中的主張：「海洋在當今已經不再像 18、19 世紀國際法作者所認為的那樣，仍然是人類宰制無法進入的『元素』；相反地，而且非常深刻地，海洋現在是一個人類能夠宰制和有效部署權力的『空間』」（Schmitt 2011: 190）。

在這裡，施密特有如預見未來似地描寫了美國和中國之間不斷蔓延的戰爭現狀，以及從地緣戰略角度來看，這場戰爭如何圍繞太平洋而展開。作為一個液態的三維空間，太平洋既不是也不能構成一個領土，但正如施密特所說，它確實是一個兩個不同性質或形式的帝國形構爭奪的「空地（aire）」──大概就像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對立加劇時，太平洋就已然如此──而其末日後果我們都知道。以施密特的術語來說，空地就是溢出於人民所生活之國家領土的那些部分。空地是由「總體」維度來理解的大空間──不僅是地緣戰略上的，也是外交、經濟、商業、工業和文化的。有人可能會說，領土與空地／大空間之間的關係與國家和帝國之間的關係相同。然而施密特說：「帝國不僅僅是一個擴大的國家，就像大空間不僅僅是一個擴大的微空間一樣」（Schmitt 2011: 191）。

在我看來，對帝國和大空間的分析在這裡，是一個幫助我們理解當今中國和美國之間日益緊繃之張力的工具──儘管在政治上，我們完全反對這個納粹主義色彩的保守民族主義者，也就是施密特。

在二十年後，對帝國這本書進行回顧性評估時，必須爭論的第二點顯然是諸眾（la multitude）的問題。簡而言之，在我看來，哈特和奈格里所做的是一項理論和政治救助的工作，他們正面申明，是時候打破與天選階級（classe providentielle）概念相關的神學和政治目的論了，這個天選階級在其歷史和社會條件下正是──無產階級。他們藉此為重新部署階級鬥爭、解放鬥爭的新的問題化模式掃清了基礎──這一點在後或新馬克思主義者之中，我們找到了像洪席耶（Jacque Rancière）、巴迪烏（Alain Badiou）或拉克勞（Ernest Laclau）這樣的思想家。與此同時，透過推動諸眾作為一種「工人階級的同構替代」（語出本賽伊德（Daniel Bensaïd））的概念，他們也許仍沒有與馬克思主義大敘事中那缺乏明確定義的傳統做出斷點，而這個曖昧不明正是神話和現實之間永久重疊的根源。

在古典馬克思主義論述中，無產階級嚴格來說是一個神話，一個集體和聚合的歷史神話（一如索雷爾（Georges Sorel）對這個術語的定義），因此擁有無限的動態能力，以及支撐解放運動的力量，也就是那些將自己視為工人而不是剝削者、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人們的力量。就這個意義而言，無產階級不是一個被視為社會整體的工人階級，不是透過經濟關係中的地位和功能來定義的。然而，自從無產階級的歷史神話開始衰落，直到從歷史現實的沙堆上被抹去，尤其自蘇維埃帝國解體以來，這一點被徹底混淆了──我們混淆了一切：無產階級的消失和工人階級的終結；歷史神話／大論述的危機和階級鬥爭的結束等，一切都被混為一談。

現在，工人階級，那些出售勞動力並在我們社會中佔據次要地位的工人們，儘管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這個階級的組成、工作形式以及這個階級的組織和政治表達形式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但這個階級仍然並且永遠大有人在，而且我要說，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除其他原因之外，這與全球北方所有國家工人階級其工作條件與日俱增的不穩定（précariat）與種族化有關。

至於新馬克思主義者，就算是最敏捷和最具創造力的人，比如說，本賽伊德（Daniel Bensaïd），也一次又一次地拒絕接受無產階級歷史神話崩潰的證據，從而逆著風試圖保持無產階級（具有神話和烏託邦力量的歷史實質）和工人階級（不斷進化和突變的可變形式社會整體）之間的混亂或曖昧不明。現在，哈特和奈格里可以被批評的是，在他們同源或同構地用諸眾取代無產階級的作法中，他們乘著同一道混亂浪潮。在他們的分析中，取代無產階級的是一類新的被宰制階級，其表面是由資本主義的新條件（靈活性、可用性、承諾、流動性……）構成，並且，也因此，紀念著斯賓諾莎，被授以諸眾之名。

在他們看來，這個新階級是一個新的社會現實，因為它是一個歷史因素──一個潛在的主體，一個集體行動者，其命運是發明對這些新資本主義條件的新形態抵抗，並且從長遠來看，顛覆它。但問題是，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模式中，用來讓無產階級完成其歷史使命的中介，顯然根植於某種政治現實（也就是20世紀工人運動的歷史），並且反映在理論與策略的面向上──然而在哈特和奈格里這邊，諸眾的歷史和政治力量卻仍然模糊不清。

透過什麼樣的天選方式（在《帝國》這本書的觀點背後發揮作用的就是新天選主義），可以讓從定義上就支離破碎、異質化、被新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所衍射的諸眾，能夠進入歷史主體的境況，並將其行動目標定在解放的視閾上？在這一點上，帝國作者的社會學主義（帶點德勒索－瓜塔里的味兒）並沒有真正為我們帶來指引……。如何從異質和分散的組成部分中產生力量，就像形成諸眾的元素一樣，如何戰略行動，諸眾可以指向什麼傳統，如何採取計畫、適當的組織形式，應該採取什麼形式的行動？──在所有這些點上，哈特和奈格里並沒有真正告訴我們它是什麼；因此，很有可能看到一種只要有改變都好的自發主義，取代整個20世紀所有馬克思主義政黨所裝備的厚實意識形態、綱領、戰略和組織機構。

二十年後，很明顯，我們兩位作者的作品沒有為新的革命政治奠定基礎，也沒有真正劃界出新的激進主義領土。但為此向他們丟石頭並不公平──這些他們帶來的限制和困惑其實是我們自己的，也就是因天選階級偉大神話的崩潰而動搖和迷失方向的我們這整整一代人。今天，自《帝國》出版以來，一代人的時間已經過去了，鐘擺的迴歸正在發生，這導致部分新世代被氣候和環境危機觸發──倡導重建的列寧主義、生態列寧主義等（譬如毛姆（Andreas Malm）……）[5]。 然而，列寧主義，無論哪種，都預設了一個與哈特和奈格里視角背後的運動主義完全不同的理論、政治和組織機制——從先鋒派（avant-garde）、先鋒組織的問題開始。

就我而言，我堅持認為，人民的紋樣，儘管有如阿岡本指出的所有模稜兩可和矛盾，但仍保有激進或革命政治的力量，也是諸眾一詞所缺乏的力量。事實上，我認為，一如拉克勞，首要的政治行動是組成一個人民，其特質是部分的（社會的一部分，意見的一部分……）性質與整體的性質同等重要。當然，問題在於，在沒有任何天選主義或終極視閾的情況下，這種行動不一定會走向善良和解放。這可以是各種人民的形成方式，包括最糟糕的、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至上主義的人民、被晦暗的國族主義動員的人民等──正如我們現在在地球上看到的那樣。

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對人民的定義，僅僅是政治性而不是本質主義的，它使我們免疫於一種簡化的──講白一點，就是一種不經大腦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就是：現代人民必然是一個國族人民，民族國家的人民──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致力於台灣獨立的蠢蛋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只有透過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個島上的人民，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民。這種正常化預設了他們與所謂民族國家的普遍模式保持一致，也就是，人民就是被國家化的民族。

對我來說，我認為因為各種顯而易見的歷史、文化緣故，台灣沒有加入這個民族國家模子反倒是件好事。這個模子打從19世紀以來，就在全世界人民頭上強加了一個專制而非民主的模式。那些在台灣不斷哀嘆未能趕緊湊成台灣「民族」好讓各方面得以正常化、得以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人，都應該回頭想想以民族國家體系為基礎的現代歷史，那是人類歷史上最暴力也最野蠻的一段，尤其在歐洲，那兒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導致全面崩潰。在各種挑戰這個假想單一標準（民族國家）、挑戰這個應該普世通行之體系的危機中，諸如──民族國家作為現代社會中人民組織的自然形式、民族國家體系作為古今歷史的內在理性形式──這樣的想法持續地被斷然否認。

在當下世界的狀態中，一個好的問題，不是追索地球上有沒有哪一些最後角落裡頭還有哪些人民，沒有被用民族國家的尺度測量過，並且要趕緊補上，而是要追索這個自詡不動如山的普世模式，在哪裡還沒有陷入那多少正在發展中的危機──從西班牙到緬甸，中間還有伊拉克和蘇丹，以及那些民族國家建構或多或少帶點人工味兒的南撒哈拉後殖民民族國家。

一如前面提及的中國與美國之間與日俱增的敵對，民族國家日漸成為考量國際政治的錯誤單位，而根據其他武力線劃界出的衝突更將當今世界撕得四分五裂。尤其是那些新帝國戰線，一如前文所論證的那樣。

逆著島嶼上的菁英與媒體的現行教條，我在此發自內心地支持這樣一個想法：民族國家體系如今已僅如過往幽靈，而在以之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中，當前正是一個台灣人能夠持久地自處於其縫隙的絕佳機會，一個能夠安身於這個模糊、永久曖昧不明狀態的絕佳機會。藉此漂浮在這個我們不甚確定何為真名之地（中華民國還是台灣？）、這個不同群人民之間對國家旗幟、標誌、憲法、國慶日日期都各有不滿的地方、這個一部分人的開國先賢是另一部分人眼中的冒牌頂替者的地方、這個島嶼的過去可以成為記憶戰爭主戰場的地方。像這類由國家保證之共同記憶以及身份認同象徵機制（這些一般來說是「正常」民族國家的組成成分）的全面缺席，對這個人民來說，是一種上天賜福：就像侯孝賢電影絕妙展現的那樣，這［全面缺席］使人們得以無視那些強迫站隊之黨人，而在對主權主義命令的相對冷漠之中、在不同世界「之間」站位的曖昧不明之中，根據共同生活、社會、共有的習俗，而不是因為國家而凝聚。所以，在此我慎重地表明這個希望：您們越晚向那如今越來越虛幻的民族國家準則投誠，您們的未來就越發光明！保持一個獨特、友善、而庸庸碌碌的人民，拒絕站隊──保持隱密、多變、多樣而不是鐵板一塊，最重要的是，不要被那不屬於您們的霸權與權力幻夢捲入……。

這正是我在最近以中文出版的《抵抗的人民．不屈的電影》（2022）一書中所試圖展示的：只有從一切所謂的「命定」和實體論方法中被撕裂出來，人民的概念才能保有一股力量、成為一股推動力──解放的人民就是在啟動、覺醒和自我主宰的過程中生成的。在宏大歷史中，革命人民從巴士底監獄的風暴和特權的廢除（8月4日之夜）中湧現；在我們當下的晦暗中，以一個無比溫和許多的手法，黃背心是少數派人民的另一種形成方式，一種明暗對比法──這些舉例只是根據一些我自己熟悉的參照，跟法國中心主義一點關係都沒有……。

最後一提：我認為，你們的島嶼歷史──先是福爾摩沙，再來是台灣──有一個非常巨大的特殊性，也就是：這裡無疑是一個罕見的全球北方國家，在這裡無產階級作為一個天選階級的偉大神話和偉大敘事，以及圍繞著這個神話衍伸和部署的一切，正面地說，我重複一次──這是一個偉大神話幾乎沒有留下印記或明顯痕跡的稀有全球北方國家之一。我們也因此意識到福爾摩沙－臺灣，直到今天，基本上因為地緣政治原因，是如何保持像一個小鎮或一個失落在大寫的普世歷史折騰景觀中的村莊（以黑格爾的話來說）──遠離激發二十世紀的所有文化和政治先鋒派巨大潮流──從共產主義開始，也就是那個希望與恐怖發生暴力碰撞的敘事世界。

然而，從這種遠離中心的、地方性的境況起步，台灣在全球化時代，正在透過最不可靠的緊急出口逃生：對經濟表現的狂熱（著名的半導體）與對老態龍鍾主人──美國的卑躬屈膝相結合。我必須強調，要組織出一支人民好安然航行度過當下歷史的暴風雨汪洋，這肯定是最糟糕的方式……。

註解：

[1] 譯註：中引號內容為譯者加註，下文若無特別註明，中引號皆為譯者為連結句義、闡明文意而加註。

[2] 譯註：大空間的概念在19世紀隨著平衡領土的想法而出現。相對於布丹（Jean Bodin）提倡的法國法律傳統中，領土的概念是由天然邊界來界定（用以合理化法國天主教派的擴張），大空間的邏輯則意味在一個劃定空間中，較有力的人口能夠凌駕於其他人口族群。也就是說，法國的領土概念是根據地理基模而形塑，而大空間的概念則將土地連結於人口組成。這個空間劃界的典範尤其在 1823 年美國提出的《門羅宣言》中尤為顯著，在該宣言中，美國訴求禁止所有殖民國干預新生的拉丁美洲獨立國家，由此在整個美洲創造出一個治理實體，並成為其大空間，一個美洲空間。

[3]  impériale （最高的） 這裡要跟 impérialiste （帝國主義的）謹慎地區分開來。

[4]  譯註：意指只存在思想推論，而不關乎物質層面的。

 [5] 譯註：Andreas Malm (1966/7-) 是馬克思主義人類生態學者（marxist human ecologist），現任教於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對環境議題抱持激進運動立場，其代表作包括《如何炸毀油管：學習在著火的世界作戰》（How to Blow Up a Pipeline: Learning to Fight in a World on Fire）（2021, Verso）、《石油資本：蒸氣權力的崛起與氣候暖化的根源》（Fossil Capital: The Rise of Steam Power and the Roots of Global Warming）（2016, Verso）。

參考書目

Alain Brossat（阿蘭．布洛薩）。2022。《抵抗的人民．不屈的電影：布洛薩的電影、哲學、政治札記》。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Hardt, M., & Negri, A. 2000. Empire.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mitt, C. 2011. Le droit des peuples réglé selon le grand espace proscrivant l’intervention de puissances extérieures – une contribution au concept d’empir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1939-1942). Paris: K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