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visible Armada

Image by Knight725, "Good vs Evil", retrieved from https://flic.kr/p/9d2NYq

The Schmittian turn of Global Democracy: from Yalta to the expected incident in the China Sea

By Alain Brossat

全球民主要麼會有施密特風格,要麼不會有。(Chinese version)

同盟軍在俄羅斯史達林格勒、北非阿拉曼、太平洋中途島等不同戰線打贏了幾場關鍵戰役,有理由相信軸心軍最後會落敗,就一同構想凱旋色彩的未來。從一九四三年到納粹德國投降,再到日本投降期間,同盟軍首領三番四次會面:有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聚首的開羅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有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出席的德黑蘭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一至十二月),有莫斯科會議,蘇聯、英國、美國、波蘭(兩個爭奪主權的波蘭政府)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各派代表出席,而這個會議前有三次會面同樣在莫斯科舉行。之後有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聚首的雅爾達會議(一九四五年二月)。最後,等到德國投降,還有邱吉爾(後來由艾德禮接任)、杜魯門、史達林聚首的波茨坦會議(一九四五年七至八月)。

同盟軍領袖在這些會議裏爭論德國未來會怎樣,又略略談論日本戰敗後要接受甚麼條件,(儘管蘇聯在德國投降不久後才向日本宣戰),不過同盟軍領袖在乎的事,由始至終只有一件:同盟軍有兩股主力,一方是英美,一方是蘇聯,而雙方政治系統原則上也容不下對方,但是在二戰這幾年卻被逼合作,對這兩大勢力來說,戰後究竟會有甚麼格局?

實際操作上,有一款紋樣在這些會面裏重複出現,同盟軍只要預視自己勝利,無論明說還是暗示也會提起的,「勢力範圍」。這款紋樣是可以變來變去的,政治人物信念不同,處事方式不同,對「勢力範圍」的理解就會不同:反蘇反共反到入骨的邱吉爾,就像在這些會議中扮演二線角色的戴高樂一樣,預料冷戰會發生,羅斯福則相信未來可以和史達林帶領的蘇聯坦然共處。這款紋樣有時候又會化為厚顏無恥的手寫百份比,有時候雙方利益衝突太強烈,又會變得模糊不清。

無論如何,有關歐洲和東亞,在上述所有會議裏也岀現了一個主要方向,所有立場的人也顯然認為是對的:既然雙方組成聯盟,共同出力打勝仗,戰後就要實際延伸這個格局,雙方要在歐洲和東亞不同地方得到回報,(世界上其他地方幾乎都被忽視,要等到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戰勝國著手制定聯合國草圖才有提到)。即使雙方政治系統原則上對立,但是同盟時已經建立的權力關係,戰後也要分佈在不同領地上,在人民的生活體現出來。由於同盟軍打敗的橫蠻納粹德國正正是高舉征服權而受千夫所指的,那麼同盟軍在勢力劃分的問題上就要編改出另一個紋樣來主導,不然就換自己成為單純的征服者了。於是「勢力範圍」這個關鍵詞才大受歡迎。史達林不是吞併波蘭,希臘不是正式英美保護國,但是主要就是這個想法:兩股同盟並對立的勢力怎樣角力,注定在歐洲這具軀體上呈現。

大家都知道後來發生甚麼事。無論同盟軍各方領導人在不同會面大概畫好的草圖實際上有甚麼分別也好,大家也不算征服,不算吞併,就只是分來分去。「分」這個概念主導了戰後地緣政治格局的製造方式,歐洲如是,東亞亦然,但是在東亞卻不太穩定,由一九五零年韓戰(冷戰第一幕)爆發足以可見。不過也有幾次邊界重整,如蘇聯在亞洲吞併了薩哈林和庫里爾一部分,又如日本事實上把福爾摩沙(台灣)交還給中國。除此之外,主導的還是「分」:東歐成為蘇聯緩衝區,希臘共產主義者的反抗失敗告終,歐洲很快就分成不同勢力範圍;各方又將德國一分為二,兩個地區各有國家機關,一個受西方影響,一個受蘇聯影響,而日本成為美國保護國,諸如此類。

「分」這個概念以往是無可爭議的,對方是盟友又是敵人。蘇聯是朋友,美國戰時文宣一直稱蘇聯為Uncle Joe,但原則上也是永遠的敵人,因為蘇聯代表了萬惡共產主義、極權意識形態。「分」是大前提,這一點甚至連邱吉爾和戴高樂這些極度反共的人也無法質疑,即使他們不相信可以分得平衡,分得穩定……可是,我們從幾十年前起就踏進另一個論述情境,受另一個前提主導了。現在對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來說,如果要和一個大家宣稱為無法與「民主」相容的政治系統分些甚麼(這次對象是中國這股崛起的勢力),就是背信棄義的異端。於是,無論著眼於逼切的現在還是遙遠的未來,唯一一個合適的歷史願景難道不是把世界民主化,把全球都放在自由主義民主的旗幟下嗎?對西方列強來說,還是特別指美國,大家是怎樣由「分」這個論述紋路過渡到「世界民主化」的?這就是我希望探討的問題。

這條問題蘊藏另一條問題:究竟這個前後反差可不可以歸究於歷史條件?如果可以,又可以歸究多少?可不可以把這個反差簡化,純粹說那是因為歷史情境完全不同?戰爭是無情地揭示誰強誰弱的要素,特別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衝突:不錯,英法為首的同盟軍的確節節勝利,攻佔了諾曼第、西西里、普羅旺斯,可是蘇聯軍隊很快就攻進東德,那時候美國軍隊依然深陷在亞爾丁戰役裡裹足不前。不錯,邱吉爾和史達林的確簽了小紙條,黑字白紙寫了「南斯拉夫五五分帳」,但是實際上像德意志國防軍般掌權的是擁護鐵托的人,而不是切特尼克……戰場上的強弱就預示了各個參戰勢力的命運,在勝方內部也一樣:大家完全被逼依照軍力強弱來勾劃戰後地緣政治的格局。

這就是現代全面戰爭其中一個後果,與舊制度王朝戰爭形成反差:對立起來的並不是為了爭奪領土的國王,而是不同「世界」。當一場衝突結束,不只是某幾條邊界會變更,而是不同人民的命運會有巨變。軍事力量在戰爭中建立的強弱關係成為無法越過的戰後地平線:蘇聯驅逐了納粹軍隊(美蘇軍隊那時候在德國易北河會合),後來支配東歐,這回事並沒有爭論餘地,外交只能認可戰果。

不過大家馬上又看見,只要這些現實因素一成為國家領袖和政治人物無法越過的地平線,就會變成原則,處事規則,思想指引,亦即政治盤算的範式,政治策略的基礎。「分」這個字的歧義性質就大派用場:把歐洲(潛在來說則是全球)分成不同「勢力範圍」,就成為大家有分贊成的想法,換句話說,昔日盟友、未來敵人(我指格局由二戰轉變成冷戰)通通都刻在歐洲這幅圖表上,不管雙方有甚麼地方對立也好。這個圖象叫人留意的地方是「分」(分開、分割)究竟是怎樣變成大家有分(分享)的共識的。某個意義上,冷戰獨有的特點完全就在「分」這個字的歧義上:雖然冷戰事件眾多,有封鎖柏林和不少值得一記的事件,有些更非常激烈,出動了軍隊,如韓戰和越戰(韓戰為冷戰拉開序幕,越戰則預示冷戰漸漸告終),可是冷戰始終沒有在廣島長崎後的世界裡演變成全球規模的核武對決。

冷戰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分」的想法在兩個超級大國(還有盟友和手下)的對壘中發揮了作用,讓衝突舒緩下來。換個說法,勢力範圍在冷戰格局中一直也是合乎政治理性的想法,讓事情有章可循。這就解釋了一九五六年波蘭和匈牙利政局動盪,受美國霸權影響的西方列強為甚麼沒有介入,解釋了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為甚麼不用武裝衝突就解決得到,解釋了蘇聯(還有中國)為甚麼沒有直接介入兩越衝突等等。整場冷戰中,包括某些最緊繃的時刻,「分」一直也是合乎政治理性的想法(「分」在這裡是指所謂的「自由世界」和對立面是分開、分割的)。無論用甚麼方式也要和大他者共存,即使這位大他者政治、文明、意識形態都和自己南轅北轍,又冠著主人意符「共產主義」的指稱,貶稱則是「蘇維埃極權」,政治上的大他者。冷戰尾聲,當大家舉起「和平共處」這個由赫魯雪夫竭力推廣的紋樣時,「分」的想法也有牽起新一波力量,無論管治者還是被管治者都有受影響。冷戰時,就算是最熱衷於反共東征的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也沒有妄想把整個星球民主化;他們的夢是圍堵共產主義,擊退所有形態的共產主義,這跟渴望把全球民主化不一樣。證據是他們準備好借助殘暴嗜血的軍事獨裁者一臂之力,把這些人推舉成對抗紅禍的城牆,例子很多,如蘇哈托、皮諾契特等人。冷戰紀元裡,連最瘋狂擁護西方民主的人也會敏銳知道何為政治上相異:要擊退世界共產主義浪潮,西方民主不得不用上有用的獨裁者、有用的暴君。

一九七九年,永無止境又慘絕人寰的越戰才剛剛結束(依照「自由世界」說書人的說法,越戰旨在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美國就和中國建交。大家清楚看到這個轉向繼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陣營」思考方式。無間斷對抗敵對陣營就弔詭地意味著承認對方存在,甚至承認對方政治上和自己完全相異:極度保守的尼克遜決定接觸共產主義的中國、文革的中國、毛澤東的中國,打開了全新紀元,中國隨即成為國際共同體一員。英國和法國早就讓大家看到這條路,兩國分別在一九五零年和一九六四年和中國建交。中美建交這件出於西方現實政治考量的著名事件就反映了在那個歷史格局裡,無止境把世界民主化的想法對一眾西方民主的意識形態戰略家來說是多麼陌生。那時候構成世界政治領域的要素依然是差異,是分裂。一方面,共產主義這個大他者不能化約成西方民主(或像日本的西式民主),用美國民主的政治神學語言來說,共產主義在美國民主認為自己被上天揀選的敍事裡就是惡之化身。另一方面,其他惡的形態林林總總,不過這種惡是相對而必要的,例如西方列強(以美國為首)給予軍火支持的軍人政府和暴君。

換句話說,大家在冷戰世界裡身處承認機制一直也有效的格局,即使這些機制落差很大,雙方有時如箭在弦,但是從來沒有在政治緊急關頭失去效用。不同陣營的關係,特別是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雖然落在大家假定的核武平衡(所謂恐佈平衡)時代,但完全不是施密特式的。兩股敵對力量的互動有互補作前提,這種相輔相成的衝突方式實在讓人想起西歐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資產階級(國家、僱主)與工人運動的關係[1],這個模組跟施密特式的可不一樣。

正因如此,大家才可以在這個靈活的格局裡看見有兩款圖象共存,並交替得很快,有激烈的,如越戰,又有輕鬆的,如一起拍照相處融洽的赫魯雪夫和甘迺迪。這裡就有一個完全不是施密特式的(政治論述)發動器,抗拒把敵人塑造成要單純摧毀的圖象。原因很多,現在只說一個:這片永無止境的戰後是奧茲維辛後的世界,也是廣島後的世界,於是把敵人趕盡殺絕一說只會讓人震驚不已 。雙方的交鋒在這個盡是反差的世界裡由始至終含糊不清,大家無休止對抗敵人,卻又跟敵人對話談判,作出妥協。一旦事態繃緊無比,則會啟動安全機制,後來也一直有效,古巴導彈危機某程度上就是範式[2]。

主導這個格局的應該不是施密特模組,而是馬基維利模組:分裂是帶來動力的元素,雙方競爭,比賽,爭鋒,兩股對立的力量一直變強,就像古羅馬貴族與平民無止境鬥爭一樣,也像還未如日方中的羅馬與鄰近城市無止境鬥爭一樣[3]。我另外想指出,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蘇聯解體、蘇維埃集團崩潰,東西陣營的競賽其實施了一重障眼法:整場危險冷戰表面上是軍備競賽,但是到頭來決定成敗的似乎是文化和經濟因素。蘇維埃「帝國」崩潰,並不是因為軍備競賽落後而打敗仗,而是經濟孤立無援,連相關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也一併瓦解。蘇維埃世界在九十年代初煙消雲散,大家當時不停重複說這就展現了西方生活形式、組織形式、生產形式、消費形式更優良,還有伴隨的西方精神面貌和政治形態也一樣更高級,總言之公共自由、以個體為重的社會、自由主義民主文明等美好事物更勝一籌。我們也許可以說,決定兩個世界哪一個爭贏的並不是兵力,而是生活,就像當年雅典在現實試煉中展現出自己比斯巴達更加「可持續」,即使雅典也充斥橫蠻行為,有一股瓦解文明的衝動也好。當然,蘇聯花盡力氣在軍事競賽中趕在美國前面,軍事主要又和經濟互相影響,而美國也心裡有數,特別是雷根執政時繼續花錢搞軍備競賽,這樣一來,蘇聯倒台的步伐就更快了。

兩股力量鬥爭的動力並沒有化為一個過程,沒有化為一股雙方共有的威力,恰恰相反,一方倒下,一方獲勝了,(雙方可以是指西方貴族和東方平民)。這樣一來,我們就遠離了馬基維利模組。不過大家很容易就可以重新詮釋,把這個羅馬模型「收編」:說到底,羅馬力量一邊形成,兩個本質有別的人種的差異一邊變得模糊,(維柯認為羅馬平民起初被貴族定義為半動物、獸人),特別是平民後來再也不用當奴僕還債,並有權擁有財產地產。除此之外,平民法庭後來也大異其趣,化為寡頭統治的一環,而在共和國最後歲月和往後的帝國時期,寡頭政治一直也壟斷著政治經濟權力。

依照同樣意思,東方平民(後蘇維埃平民)完全沒有被當做輸家,不用二擇其一,要麼死亡要麼賣命,反而受邀在贏家世界當「客人」,(不過只有極少人安然無恙成為座上客,絕大多數是二等客)。歐盟立即開門迎接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利亞、波蘭、前捷克斯洛伐克

、波羅的海三國,接收昔日庸碌腐敗的共產黨菁英、黑幫成員、維克多式民主法西斯者,承繼所有蘇維埃世界崩潰時留下的垃圾。換個說法,繼續跟隨馬基維利的思路的話,扮演羅馬的西方與敵對帝國長期對峙,途中找到機會加強自身的帝國體制,而在扮演迦太基的蘇維埃崩潰後,就有機會在現代史上建立前所未有的霸權地位--這樣稱霸世界,實在令人想起當年是共和國(後來變成帝國)的羅馬怎樣在地中海和其他地方稱霸。

敵對原則,兩個競爭陣營鬥來鬥去的構局,相輔相成的衝突性質,全都蒸發不見,大家就知道世界第二次大戰的馬基維利範式在消失。我們今天能夠退一步回看當時,就非常清楚看到蘇維埃帝國崩潰後的世界新秩序,特徵決不是全球民主時代降臨,反而是某種形式的復辟、毫不間斷的反革命。用理論語言來說,這種回辟和反革命的特點就是用上施密特範式來替代馬基維利範式[4]。施密特範式合乎現今時期的主流,連中國大陸政治科學的學者也賣力研究,而與當地脈絡有關的事情也深受影響……[5]

怎樣才確保馬基維利範式過渡為滿有帝國意味的施密特範式?就是竭力令有關「分」的概念(分開、分裂、分享)不再正當,例如陣營、勢力範圍、無法相容的政制之間的競爭(和不和平也好)、正當互動、外交等等。怎樣才確保當下的時代在政治、歷史、道德、文化等方面都學會施密特式教訓?就是讓「一不容二」變成政治文明的唯一圖象。民主一不容二,就像模範傳令官雷根和戴卓爾在上世紀末大鑼大鼓宣報的那樣。民主一不容二是施密特式圖象的範例,因為施密特式圖象事實上就一定會把敵人當成罪犯。因為施密特式圖象的根基正正是絕不承認敵人有正當地位,甚至無法把對方單純當成敵對圖象,用來跟自己比對。因為施密特式圖象認為「敵對勢力座落在某塊領地上」一事原則上也有問題。既然一不容二,就怎樣也要替敵人安排特定本質,把敵人詆毀為新的萬惡化身[6]。順帶一提,一不容二的竟是民主,這可是無意中添了一重可怕的諷刺意味。

我們由一個圖象過渡到另一個圖象,以前雙方無法相容,關係錯綜複雜,卻非常有動力,那時候怎樣也要相處,現在則死氣沉沉,簡單扁平,只會說對方是流氓,是全人類敵人,對方只有消失,勢力盡毀,人類共同體才確保得救。用上一個偏頗的詞語來形容好了,現在的圖象本質是極權。大家把敵人消失一事界定成拯救真正人類共同體必不可少的條件,世界民主警察則是共同體的擔保人。

大家好應該命名為「民主施密特主義」的東西是當下時代的預後徵兆,而「民主施密特主義」正在走向極端,這個變化憑幾個跡象就可以探測到。在全球北營民主國家的內政而言,所有位於權力機器邊界、政治機關邊界(簡言之,國家政治邊界)的敵對勢力都被當成罪犯,過程愈來愈快。大家只要看法國黃背心運動當時面對多少警察暴力和媒體暴力就清楚,所有關乎種族歧視和後殖民的運動也遭受同樣程度的暴力對待。打從十九世紀末,階級鬥爭領域裡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空間,特別是政黨、工會等空間,讓人可以和正當敵人談判,現在則完全相反,所有不肯用警察式市場民主開出來的條件來納入制度的敵人,都注定被當成非法,是海盜,是不法份子,而只要在同義詞鏈佔一席位(移民、穆斯林、恐佈份子等等),馬上就是人類敵人了。

國際政治領域中,沒有甚麼比西方的中國論述演變更清楚展現岀全球西式民主變成施密特式了:不久前只用在所謂流氓國家上的話語和(無理)推論,從今變成常態,只要一談到中國問題就會岀現[7]。愈來愈多人信服以下這個粗俗不堪並不容反駁的詭辯:首先,中國今天強勢起來,並有中國式政治機制形態做引擎,而勢頭和政治系統並不能分開來看。然後,這個系統無論原則上還是事實上也無法與民主相容,更威脅民主的性命。結果,為了讓全球民主(唯一適合人類的文明政治和習俗)可以得救,就要令邪惡力量不能再禍害人間,簡言之就要令中國變得民主,而要這樣做,就要推翻現在執政的共產暴政。要成功,唯一辦法就是比併軍力。要將中國民主化,就要向中國開戰[8]。

這樣概括從今站穩立場的施密特式民主怎樣看中國,一點誇張失實也沒有。大家天天都在台灣新聞媒體讀得到這種看法,原因也昭然若見,台灣新聞媒體在這次新的論述生產中佔一重要席位。例子掛一漏百:「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y and Japan from war offenders to outstanding partners in the free world after World War II is legendary, albeit they were occupied by the Allies after their defeat. Without military occupation or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can the free world ever force China to comply with civilized codes?」[9]

大家在這裡清楚看到這種話語有甚麼特點:所有和敵人對話的可能都消失不見,對話空間蕩然無全,敵人牢牢地釘在「offender」位置上,極度邪惡,並不只是我們的敵對勢力,而是和平文明的普遍敵對勢力。還有憑空想像的同義詞鏈,習近平「獨裁」中國等同納粹德國,又等同軍國日本。重點再也不是要全力以卦面對敵人,展現出自己重視的政制文明和生活形態比對方的更好更高尚,重點變成形勢十萬火急,邪惡勢力要打敗我們,要打敗整個人類文明,我們要把威脅性命的危險消滅。這個圖象的地平線當然是某種方式的全面戰爭,軍事技術的死亡對決。另外,北韓領袖一直也洞悉這點,因此也是自成一派的施密特主義者,美國領袖的目標一直單純又簡單,就是要他們無法容忍的北韓異托邦消失,甚麼長期共存形式也沒有想像,這是為甚麼北韓領袖不斷花精神改良可以讓他們避開可怕事的武器--核武[10]。

實話實說,施密特範式恰恰是在蘇維埃系統崩潰時替代馬基維利範式的:蘇聯在東歐的軍事布局失效,原本繃緊的張力出人意表地突然消失,但是這樣並沒有讓東歐成為值得大家學習的中立無軍地區典範,反而馬上變成凱旋式軍事舞台,北約趁四分五裂的俄羅斯由嗜酒的葉爾辛領導下混亂無比,就急不及待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安裝導彈,重新征服東歐。當中國領袖看見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手腕怎樣無能,怎樣把東德和其他地方無奈「歸還」給西方,就跟他們的北韓同志一樣學會所有該學的教訓了。當時輸不起而且做事不留餘地的西方世界磨刀霍霍,重新裝備過意識形態,簡直像打算在全球搞西方皇朝復辟一樣,(畢竟當時所有西方製造的出口型號,如生產主義、消費主義、自由主義式民主、個人主義等,全都破爛不堪了)。

究竟真正來說,大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帝國消失以來不停慶祝的神聖民主喜訊是甚麼?這可比任何時候來得更要緊,要馬上說出來才行,就是「西方在美國指揮下靠武力重新稱霸了」。當然要等中國問題成形,才有一句斬釘截鐵的「國王才沒穿衣服」。要等對付新敵人的格局清晰起來(這次選了「橫行霸道目中無人」的共產中國做敵人),民主這個全球霸權布局才清楚顯露出施密特式特徵。這個布局如果要完全發揮作用,就勢必誇大其辭,為敵人塑造出一個普世形象:民主文明的大他者,人類的敵人。

究竟在台灣這個國家,把公眾的注意力都移到「中國威脅」、「中國侵略」上,靠渲染終極敵人來管治,對當權菁英有甚麼益處又有甚麼作用,這一點完全顯而易見:製造歇斯底里的反中布局就能夠中和階級鬥爭,畢竟台灣是世界上其中一個工時最長的國家[11],大部分受薪階層收入又非常低,移工又驚人地備受歧視[12],部分產業的工作條件又近乎奴役(如漁業、建築業、家居服務業等),大家又把發奉奉為信仰,認為大企業無所不能,可以一直蹂躪自然環境,諸如此類。

「民主」在這樣的格局裡之所以堅實,不是因為有做過甚麼正面的事(執政黨和反對黨的辯論往往淪為彼此辱罵的遊戲),而是因為有在旁煽風,讓反中修辭術燒得更旺盛。如果沒有反中嗎哪不停從天而降,「煽情」的台灣民主馬上就會像個洩氣氣球般塌下來,淪為一場悲哀的表演,各個小丑爭奪經濟奇跡過後剩下的碎片,(這個奇跡是靠掠奪般的犬儒發展模式才會發生的)。

而遠遠不止這樣,大家還可以預視當代民主這個施密特式轉向會有哪些暴力。在這個如火如荼反中又磨拳擦掌的國家,海陸空隨便一方面有差池,各路地區人馬短兵交接會有甚麼後果,實在不難想像。大家原本把某些人當成北京派來的第五艦隊(主要反對黨也包括在內),是中國間諜,滲透者,通敵者,(哪怕屆時擦槍走火,台灣並沒有直接牽涉在內也好),之後應該就會暴力打壓所有可能成為敵方間諜的人和事,而內戰氛圍蘊釀多時,少不免有人自組民兵,對可疑的人動武索償。

最後不得不提有些人在戒嚴時期(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特別是一九四七年二月連串事件後的白色恐佈時期,憑著指控蔣介石政府的罪行來樹立權威,後來又有份參與政務帶領國家,但是看這些人現在把內部敵人弄成罪犯的手法,簡直就是蔣大元帥最忠實的接班人……一切當然是為了民主,捍衛當地民主,推廣全球民主云云,但是無論如何,這款民主也磨刀擦槍了。

(韓旻奇譯)

________________

[1] 「完全不是施密特式的」有兩重意思:一指政治行動並不會單純以「區分敵友」為基礎來考量,二指敵人無法化約成單純的罪犯。所以這裡說的「完全不是施密特式的」,意思就比大家平常讀施密特政治哲學讀出來的更複雜,更靈活可塑。

[2] 有關這點,參閱Andrew Cockburn的文章 « Defensive, not Aggressive », London Review of Books, septembre 2021。Andrew Cockburn認為古巴導彈危機一事上從來也沒有真正爆發戰爭的危險,甘迺迪和赫魯雪夫同樣果斷認為要避免開戰,又同樣是國家內政的高手。

[3] 把平民和貴族對立起來的混亂分裂並沒有減弱大家對自由的渴望,兩者反而是緊密相連的,這也是羅馬強大的基礎。這個看法,馬基維利在《論李維羅馬史首十卷》認為是對的,後來孟德斯鳩也有重新演繹。分裂,鬥爭,對立,是動力,而非破壞力。

[4] 維柯的推論和馬基維利的推論相近,維柯也認為「大家為了權利平等在城邦裡鬥來鬥去,讓不同階級對立起來,這對支持共和制的人來說是發展的最有力手段」。La science nouvelle, traduit de l’italien par Ariel Doubine, Nagel, 1953, p. 89(譯註:原文是意大利文,作者引文是法譯本,這裡中譯是譯上譯。)

[5] 有關這點,參閱:Ryan Mitchell : « Schmitt in Beijing »,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18/10/2021.

[6] 借一借台北時報這部冷戰宣傳機器的新聞標題來做例子:«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e wolf » (當然是指中國) ; « China is enemy of the free world » ; « Carl Schmitt and Taiwan’s future », « Facing the nation’s enemy within » (不再區分誰是外部敵人誰是內部敵人,通通都一樣),諸如此類。

[7] « Separating Nazis from Germany is difficult ; likewise, it is problematic to detach the CCP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from Chinese » ; « Bringing CCP officials to justice for their Coronavirus crimes is the best way to put them on notice that they also face justice for their possible crimes against the people of Taiwan » « Xi [Jinping] has read Carl Schmitt – it is time for others to do the same » – 這種蠢話,每天也可以在《台北時報》讀到。

[8] 西方列強以文明為由來介入其他國家的事,這個做法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明顯就似曾相識得令人氣憤,可能對中國民眾來說也一樣。他們應該會認為這樣做主要就是把列強在整個十九世紀對中華帝國的搜刮搶掠重演一次……

[9] James J. Y. Hsu : « Democratizing China key to peace », Taipei Times, 6/11/2021.身為退休物理教授的作者賣力弄出修辭術,窮盡一切把敵人說成罪犯,是無數冷戰修辭研發人員之一。這個新式《被禁錮的心靈》可算出眾。

(譯註:這段引文原本是英文,由作者翻譯為法文。作者用了agresseurs來翻譯offenders,並加上括號補充:「offenders,即存心作惡的人、不法份子、罪犯敵人,施密特在控訴英美帝國主義時主要就是用上這個紋樣的」。

《被禁錮的心靈》是波蘭作者米沃什的著作,1953年出版。作者記錄了身邊的朋友(主要是知識分子、藝術家)在共產黨統治的戰後波蘭怎樣生活,思想言行有甚麼變化。中譯本,烏蘭譯,貿騰出版社,2011)

[10] 由北韓這個例子可見,馬基維利範式和施密特範式在現實中以可變的方式重疊:美國在韓戰期間犯下暴行,蹂躪共產黨統治地區的人口(例如屠城、炸毀水壩、摧毀上百村落⋯⋯),這就足以令(世襲的)北韓政權完全相信自己和野蠻西方征服者的死鬥並沒有讓步餘地。單單從形式來說,所有彼此信任和平共處的演變可能都排除掉。所以,馬基維利範式從來也不是用來代替施密特範式的,只要看川普幻想出來的外交政策怎樣失敗就一清二楚。北韓領袖並不是狂妄蒙昧的暴君,而是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們非常清楚美國(還有美國在西方的同盟、在東方的顧客)目標從來只得一個,就是要北韓在政治層面消失,這很有可能也是物理層面的事。當北韓領導人看見美國和西方在廿一世紀初擺出的國際政治姿態,看見他們怎樣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亞政權,怎樣殲滅這些政權的領袖,又怎樣打算讓阿塞德和敘利亞政權落得同樣下場,就只會繼續深信西方新帝國主義的霸權領袖再也不會和「系統」敵人討論,不會找出劃分勢力的方法,只會把敵人當成homo sacer來處理,把敵人拒諸人類共同體的門外,遭人類共同體唾棄,審也不用審就處之後快。這樣做才不是罪行,而是讓大家得救的好行為。在巴基斯坦刺殺拉登和他身邊的人,這個突擊行動對當下為施密特式民主出略獻策的人來說漸漸變成樣板,普遍可用。以色列軍隊的「特別行動」(特別是對伊朗做的那些)同樣讓大家看到接下來的走勢:當代民主愈不能表現出自己是可以和平向外輸出的文明制度,就愈會表現到自己是遭蠻族圍剿的文明城鎮,認為危在旦夕,性命受威脅,所有防衛策略也要以此為準。這樣一來,「敵人」這個詞語在西方的激進用法正正就變得正當,若能阻止敵人作惡,一切皆可。

[11] 每月基本工資則為24000台幣(譯註:6750港幣,5500人民幣左右)。

[12] 移工基本工資比國民基本工資更低,而這是受法律認可的……當台灣政府因疫情緣故推出消費券,刺激基層消費,從東南亞來的移工就被排除在外……


13 November 2021


After the decisive victories of Stalingrad on the Russian front, Al Alamein in the desert war, in North Africa, and Guadalcanal and Midway on the Asian front, in the Pacific war, the Allies had good reasons for banking on a defeat of the Axis and to consider a future in the colors of victory.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43 to the announced collapse of Nazi Germany and then of Japan, there were plenty of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bringing together Allied leaders: Cairo conference bringing together Roosevelt, Churchill and Tchang Kai chek (November 1943), Tehran conference bringing together Stalin,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November-December 1943), Moscow conference (preceded by three other meetings in the Soviet capital) where they met Soviet, British, American and Polish delegations (representing the two competing Polish governments, in exile) in October 1944, the Yalta conference, bringing together Stalin,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February 1945) and finally, after the German surrender, the Potsdam Conference bringing together Churchill and then Attlee, Truman and Stalin (July-August 1945).

During these meetings, the Allied leaders discussed the future of Germany, more vaguely the conditions that would be imposed on defeated Japan (the Soviets only declared war on Japan after the German surrender), but for the most part, the main object of their common concerns was constant : what would the post-war period look like in terms of the respective influences of the two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ied coali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on the one hand,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other – each of the two parties involved embodying a political system principal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other – and nevertheless condemned during all the years of the war to active collaboration.

In practice, whether surreptitiously or explicitly, the motive that haunted these meetings, inseparable from the anticipation of victory over the Axis, was that of zones of influence ; variable geometry, differently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temperament and convictions of the protagonists (Churchill, viscerally anti-Communist and anti-Soviet anticipated the Cold War, just like de Gaulle, secondary protagonist of these debates; Roosevelt was more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of a cordial understanding with Stalin’s USSR), sometimes cynically expressed in terms of percentages, with a pencil in hand, sometimes more vaguely when the interests of one side or the other clash too directly.

In any case, concerning both Europe and East Asia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s almost entirely ignored, until the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at which the victors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UN), a guideline appeared here, on which all parties clearly agreed : the war efforts made by both sid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victorious coalition must, in the post-war period, be continued on the ground. The power relations that had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allies, and as these allies embodied mainly antagonistic political systems, must find their outlet in the form of distributions inscribed in the territories and the life of the peoples. The Allies fought against Nazi Germany as the latter availed itself of the right of conquest, revoked as barbarian. For this reason, the former must invent a codification of the main reason for sharing and distribution that will enable them to avoid appearing purely and simply as conquering victors – hence the success of the keyword of “zones of influence” – Stalin did not annex Poland, Greece would not be explicitly an Anglo-American protectorate, but the key idea is there : Europe was doomed to become the body on which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two allied and antagonistic powers would be inscribed.


The rest is known, even if, in the field, it took a turn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figures outlin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coalition during their various meetings. The notion of divide/sharing without conquests or annexations strictly speaking—with the exception of some border rectifications and, on the Asian front, of the annexation by the USSR of part of Sakhalin and the Kurils, without forgetting the de facto restitution of Formosa (Taiwan) to China—was the basic idea which governed the produc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configuration of the post-war period, in Europe and, more unstably, in East Asia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in 1950, the first act of the Cold War, shows this sufficiently) : the zones of influence were emerging quickly in Europe,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glacis in Eastern Europe, the crushing of the popular movement resulting from the resistance animated by the Communists in Greece ; Germany was divided into two zones destined to become two separate state entities, one placed under Western influence and the other Soviet; Japan became a US protectorate, etc.


Th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focus on here is the following : how do we pas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first and foremost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 topos, from a discursive register in which the notion of divide/sharing with an ally (a friend – Stalin “Uncle Joe”, in US propaganda throughout the war) who is also intrinsically an enemy (of yesterday and tomorrow – the embodiment of communist evil, of a totalitarian ideology, to such an extent that even staunch anti-Communists like Churchill or de Gaulle could not question the strategy, even if they did doubt that this division could find stability and be based on a balance) – how do we pass, then, from this system of evidence to the one that has prevailed for several decades now and which relies on so quite different axioms?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for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and foremost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any notion of divide/sharing with a political system declared in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and embodied, henceforth, by an ascending power, China, would be a heresy and a forfeiture. The only conceivable historical horizon, for the immediate present as for the distant future, i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world, a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placed under the exclusive sign of liberal democracy.

The question within the question would be whether or to what extent this contrast is soluble i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 Can it be reduced purely and simply to the contrast between historical situations that are in stark contrast? War, and especially a conflict like the Second World War, is, was, a merciless indicator of power struggles: the Allied landings in Normandy and Sicily and then in Provence were certainly successful, but the Soviet Army was progressing rapidly in eastern Germany when the Americans were still embroiled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Of course, Stalin and Churchill put their signatures on a sheet of paper on which was scrawled: “Yugoslavia 50/50”, but on the ground, it is the partisans of Tito and not the Chetniks who really challenged the Wehrmacht… The military balance of power on the ground dictates the fate of the powers engaged in combat, including those on the winning side: it shapes the post-war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most constraining way possible.

This is one of the effects of modern total war, in contrast to the dynastic wars of the Ancien Régime: it is not sovereigns who are fighting about disputed territories, it is worlds which are clashing – when the conflict ends, it is not only a few border lines that have been altered, it is the fate of the peoples that has radically changed. The balance of power established during the war, by force of arms, draws the unsurpassable horizon of the post-war period – the domination that the USSR exercised over Eastern Europe from which it had driven out the Wehrmacht (the meeting between Soviet troops and US troops took place on the Elbe, on German soil) is not open to discussion, diplomacy can only endorse the results obtained on the ground.


But what is immediately noticeable at the same time is this: these elements of reality,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they outline the unsurpassable horizon of the action of statesmen and politicians, are converted into principles, rules of conduct and matrices of thought – into schemes of political rationality, into the basis of political strategies. It is here that the amphibology of the term partage, in French, reveals all its resources: the notion of dividing (of Europe and potentially of the planet) in “areas of influence” becomes an idea in sharing, that is to say the diagram (the inscription surface) in which the allies of yesterday and the adversaries of tomorrow (from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that of the Cold War) are both found circumscribed, despite everything that opposes them. What holds attention in this figure is the way in which partage in the sense of divide (what opposes, separates) is the object of a sharing (what we have in common, in share). It is in a sense around this amphibology that the entire unique feature of the Cold War was organized – that of being a war with multiple episodes, some of which are very violent and armed (the Korean War which inaugurated it and the Vietnam War which heralds its fading away, passing through the blockade of Berlin and a number of memorable episodes) and which, however, did not globalize, intensify or generalize in nuclear confrontation in the post-Hiroshima-Nagasaki world.

It is therefore blatant that what acts as a moderating principle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superpowers which clashed through their respective allies and subordinates, is the regulatory idea of partage – divide and sharing – or, in other words, the idea according to which the zones of influence remained, in the very configuration of the Cold War, an idea of political reason, a regulatory principle – which explains why the Western powers placed under US hegemony abstain to intervene during the major political crises that occurred in Poland and Hungary in 1956, that the rocket crisis in Cuba (1962) was resolved without armed confrontation, that the Soviets (and even the Chinese) did not intervene directly in the Vietnamese conflict, etc.


Throughout the Cold War, including in its moments of greatest tension, the notion of partage (in the sense of what separates, divides) between what is apologetically designated as the “free world” and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it remains an idea of political reason. The West must, in one way or another, coexist with the great political, ideological, civilizational Other, designated by the master signifier “communism” (“Soviet totalitarianism” in its pejorative name). At the time of the ending Cold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motif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driven in particular by Khrushchev, this notion even found a resurgence of strength, visibility and hold over the minds of those in power as well as those governed. During the Cold War, even the most committed of politician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crusade against communism were not animated by the phantasmagoria of a complet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planet; their dream was the contain and roll back of the reds, of communism, in all its forms and states,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 the proof being that they were ready to arouse and support bloody tyrannies, military dictatorships, touted as ramparts against the red peril – from Suharto to Pinochet and so many others. In this era, even the most frenzied crusaders of Western democracy remained sensitive to the motive of political otherness, difference: in order to suppress world communism, Western democracies could not do without the intermediary of “useful” dictatorships and tyrann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1979 clearly showed that soon after the interminable and disastrous Vietnam War intended to block the expansion of 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this is what the narrators of the “free world” say), the spirit of the camp retained this turn inherited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 the perpetual struggle against the other camp, the opposing camp, paradoxically implies its recognition and, what is more, the recognition of its full political otherness: it is indeed with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resulting from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na of Mao that the ultra-reactionary Nixon has chosen to contract, by inaugurating this new era in which China became a ful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had long shown the way (1950 and 1964 respectively).

This well-known sequence placed under the sign of Realpolitik, from the Western point of view, shows how much, in this historical configuration, remained foreign to the strategists and ideologists of Western democracies the very notion of an infinit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world: they had to acknowledge that difference and division did exist, they are components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arena, communism as the irreducible great Other of Western democracy (or Western way democracy, as in Japan), or, in the theological-political terms cultivated by the great providentialist narrative of American democracy, a tenacious figure of political evil, as well as all those other figures of evil, relative and necessary, that are the tyrannies and military regimes armed and supported by the Western powers, beginn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other words, in this world of the Cold War and its immediate aftermath, we were in a configuration where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of recognition remained active, over and over again – infinitely contrasted, tense, exposed – but never denied or disabled in the face of crises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The mode of relations between camps and in particular between the two superpowers grappling at the time of the (supposed) equilibrium of nuclear forces (known as the balance of terror) is not at all Schmittian – it is a model according to whic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opposing forces and poles also suppose forms of complementarity, some sort of conflictual complementarity which is reminiscent of the type of relationship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capitalist bourgeoisie (the state and the employers) and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years 1970-80.[1]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n this plastic configuration, we can see how figures of extreme violence (the Vietnam War) coexisted with or alternated with figures of detente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 souvenir photos on which Khrushchev and Kennedy display their good understanding). We have here a matrix (political, discursive …) which is not at all Schmittian insofar as it challenges the figure of the enemy doomed to pure and simple destruction, elimination, extermination – this for multiple reasons, this interminable post-war period being, among others and simultaneously, the world after Auschwitz and after Hiroshima – a world, therefore, in which the figure of the pure and simple extermination of the enemy continued to arouse a staggering effect. In this contrasting world where the agon is placed under the sign of the most constant of ambiguities, the enemy is fought relentlessly, but “we” also talk with him, “we” deal with him, “we” make compromises and, when tensions reach a dangerous paroxysm, the people in charge activate security mechanisms whose effectiveness has never been denied (see on that the rocket crisis in Cuba – a kind of paradigm).[2]


Failing to be Schmittian, the model (the figure) which prevails here would be rather Machiavellian: the division, by converting itself into rivalry, competition and emulation, is the dynamic factor which ensures the rise in power of the two rival forces, this like the incessant struggle between patricians and plebeians in Rome, but also the young Roman city to neighboring and rival cities.[3] In this regar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ompetition which,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the dismantling of the Soviet bloc, pitted the “Western” camp against the Eastern bloc was based on an optical illusion: throughout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the arms race appeared as the manifest form of this dangerous competition. But in the end, it turned out that it is cultur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at are decisive,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occurred was not a war but rather the dereliction of a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ay of life and of the cultural forms which are linked to it. The lost arms race both derives from these factors and sped the downfall up.


It has been said over and over again during this sort of volatilization of the Soviet world which occurred in the early 1990s that it was, above all,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uperiority of forms of lif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of Western consumption, of the ethos and political forms that envelop or accompany all this,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liberal democratic civilization, public freedoms and all these beautiful things. It is not the weapons which have settled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worlds, the two competing political civilizations; it is life, so to speak. Athens has, in the duration and in the test of reality, proven to be more sustainable than Sparta, this despite all the faults and traits of barbarism, decivilizing impulses that run through it. Of course, there have been substant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the economic domain, the USSR has exhausted itself in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rms race (and the race to the Moon) and the latter, under Reagan in particular, knowingly rushed its downfall by maintaining this costly competition.


What therefore takes us away from the Machiavellian model here is the fact that the dynamics of the struggle (agon) between the two opposing forces did not lead to a process by which a power would have been formed and extended, common to both protagonists, say, the Western patricians and the Eastern plebeians. On the contrary, what occurred was the collapse of one part (the Eastern plebeians) in favour of the other… But we could quite easily “recover” and reinterpret the Roman story (model) here: after all, over the course of the formation of Roman power, the difference in nature which, at the origin, opposes the two human species (for Vico, originally, the Roman plebeians are defined and treated by the patricians as semi-animals, beast-men, bestioni), has become more indistinct, especially since the plebeians could no longer be reduced to debt bondage and were able to access land property, but also since the institution of tribunes of the plebs got lost in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formation of composite oligarchies which monopoliz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dvanced days of the Republic and then of the Empire.

In the same sense, the “oriental” (post-Soviet) plebeians, were not at all, afte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bloc, treated as vanquished, having to choose between death or servitude in exchange for the saved life, but rather as “guests” in the world of the winners – distinguished ones for the tiny minority of those among them who quickly fell back on their feet, of second clas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others… The European Union opened without delays its doors to Bulgaria, Hungary, Romania, Poland, the former Czechoslovakia and the Baltic countries, and inherited with all that the mafias, corrupt and incompetent post-communist elites, Orban-style facho-demos, and all the rubbish of the fall of the Soviet world. In other words, and to still follow the Machiavellian thread, Western Rome found in its long confrontation with the competing superpower (set up as an opposing Empire) the opportunity to fortify itself, to strengthen its own imperial constitution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Carthage, to establish a hegemony without equivalent or precedent in modern history – a domination of the world which is reminiscent, in more than one respect, of that exercised by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n the Empire over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and beyond.


It is precisely the volatilization of the opposing principle and, with it, of the agonistic configuration organized around the complementary conflictuality of the two competing blocks,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Machiavellian paradigm resulting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begins. With the hindsight now available to u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constitutive feature (constituting, if not explicitly instituting) of the new world order which emerged with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was not at all the advent of the age of global democracy but a form of Restoration and permanent counter-revolution whose specificity, in theoretical terms, is to be based on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Machiavellian-Vichian paradigm for a Schmittian-type paradigm.[4] A Schmittian paradigm that appears so adequate to the dominant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period that it has come to exert a powerful influence over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ers (or what is akin to it in the local context) in mainland China…[5]


What ensures the passage of the Machiavellian paradigm to a more compelling Schmittian motif is the massive delegitimization of the figures associated with division, divide and sharing, camps, zones of influence, competition, peaceful or not, between regimes or incompatible systems, legitimate interactions, diplomacy, etc. What ensures the placement of the present era – defined as topicality (actualité, in French), in its political, historical, moral, cultural texture, etc. – under the sign of the Schmittian “lesson”, is the advent of the One-only as an exclusive figure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 the One-only of democracy, as it is announced with trumpet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last century, with these exemplary heralds that were Reagan and Thatcher. The One-only of democracy is an exemplary Schmittian figure, because it ipso facto entails the criminalization of the enemy; for it is based on the refusal to recognise any status or legitimacy of the enemy as a variable and contrasting figure of adversity. It challenges its power, its legitimacy and its inscription in a given space, a territory, in their very principle. The advent of the One-only (and the fact that it is, here, that of democracy only adds a touch of macabre irony, quite involuntary, to the thing) has for inevitable correlation the essentialization of the enemy who becomes a hypostasis of infamy and a new embodiment of absolute Evil.[6]

We go from the complex but dynamic figure of the incompossible – and with which it is nevertheless necessary to compose – to this other, static, simplified and compact, of the rogue enemy, enemy of humanity and of which only the disappearance (the annihilation of its power) can ensure the salvation of the human community – an inherently totalitarian figure, of course, to use a misguided vocabular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enemy is defined there as the imperative condition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true human community, the one guaranteed by the world democratic police.


The ongoing radicalization of what must be called democratic Schmittism, understood as thi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sign under which the present (the epoch) is placed, can be detected by multiple clues: in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democracies of the Global North, the criminalization of any opposing force lying on the outer edge of administered politics and controlled power apparatuses (state policy, to put it simply) is taking a crash course: the intensity of police violence and the media to which the Yellow Vests movement in France has been relentlessly exposed is convincing proof, as does the treatment inflicted on all movements in which racialized and post-colonial people are involved. As many areas of conflictual negotiation with legitimate opponents (parties and unions in particular) were numerous in the field of the class struggle as it was structured in these spaces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s much in the present configuration, any opponent resistant to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olice and market democracy is doomed to be treated as an outlaw, a pirate, a delinquent, and, as long as it finds its place in the appropriate chains of equivalence (immigration, Islam, terrorism, etc.), as an enemy of humanity.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thing more blatantly exposes the Schmittian future of globalized Western democracy than the evolution of discourse on China: the statements, the reasoning (by antiphrasis) which, just yesterday, applied to these supposed rogue states that are North Korea or Iran now tend to become the norm when it comes to China.[7] The sophism, both crude and irrefutable, which tends to take here the force of law is this: the rise in power of China toda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form of the political regime which is its engine. However, this system is, in principle and in practice, not only in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but it constitutes a mortal threat for it. Ergo, to ensure the salvation of planetary democracy (the only acceptable form of civilization of politics and manners), we must put out of harm’s way this force of evil – we must democratize China and, to do this, overthrow the Communist tyranny in place. The only way to do this is through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To democratize China, we must wage war on China…[8]

No exaggeration or caricature in this summary of the now well-established position of the Schmittian democracy vis-à-vis China – this is what one can read every day in the Taiwanese press which, for obvious reasons,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is new discursive production. Here is an example among a hund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y and Japan from offenders (that is malefactors, delinquents – the enemy as a criminal, the main motive of the Schmittian complaint against Anglo-Saxon imperialism, A.B.) as notable protagonists of the free world after WWII is legendary, although they were occupied by the Allies after their defeat. In the absence of military occupation or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how could the free world force China to comply with civilized codes [my emphasis]?”[9]


We can clearly see here what characterizes in the very first place this type of statement: the disappearance of any possible space of interlocution with the enemy frozen in his position of an offender, hyperbolic enemy insofar as he is not only an adverse force opposing our camp but, much more generally to peace and civilization. The imaginary chain of equivalence based on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dictator” Xi Jinping’s China, Nazi Germany and militarist and expansionist Japan completes the picture. It is no longer a question at all, by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adversary, of giving the best of oneself and of showing the superiority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of the forms of life that one embodies and promotes; what is at stake, in a context of absolute urgency, is to eradicate a mortal peril, an evil force bent on our downfall and that of all civilized humanity.

The horizon of this figure is, of course, in one form or another, all-out war , confrontation to the death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military technology – what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ve always perceived with great acuity and what makes them too Schmittians in their own way – what the lea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onsistently pursued is the pure and simple disappearance of the unbearable heterotopia that they embody, not envisioning any form of long-term coexistence – the reason the Kim dynasty tirelessly practices perfecting the weapon of terror deterrence they have equipped themselves with – the nuclear strike force.[10]


To tell the truth, the replacement of the Machiavellian paradigm by the Schmittian paradigm became effective at the very tim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ystem: instead of Eastern Europe becoming –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sudden and unexpected release of the tensions arising from the dismantling of the Soviet military system in Eastern Europe – a neutral and exemplarily disarmed zone, it was immediately the scene of an aggressive reconquest, of a triumphal march by NATO which, therefor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haos in which the tattered Russia was plunged in the dark and ethylic hours of Yeltsin) to install at once its rockets on the very steps of Russia,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and in Poland.

Like their North Korean comrades, the Chinese leaders have learned all the lessons from the political ineptitude of Gorbachev, “returning” East Germany and the rest to an armed and revengeful West without counterpart and rushing in this way a Global Restoration accompanied by an impetuous ideological rearmament of the West – this at the same time when all the exportable “models” shaped by the West (productivism, consumerism, liberal democracy, frantic individualism…) were watering on all sides.

It is high time to say what the real name of what has been relentlessly celebrated since the early 1990s as the divine democratic surprise resulting from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Empire, in truth is: a tremendous backlash of Western hegemonism placed under US command. It will undoubtedly have been necessary to wait for the fixing of the Chinese stake to take place so that this definitive “the king is naked” can be clearly stated. It was in fact only when the contours of the configuration organized around the new elected enemy, Communist China, “sure of itself and domineering”, became clearly distinct, that the Schmittian line of the democracy understood as a global hegemonic device that cannot find full effectiveness, precisely, without promoting the imago of the absolute enemy, hyperbolic, “universalized” enemy of mankind as the big Other of democratic civilization.


On the scale of a country like Taiwan, the effects and benefits, for the reigning elites, of the government “runing on” the absolute enemy, that is to say of the focusing of public attention on the “Chinese threat”, the “Chinese aggression”, the supposed imminence of the” Chinese invasion” are quite obvious: the fabrication of anti-Chinese hysteria is a formidable device for neutralizing class struggle in one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here working hours are the longest and where the income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employees are kept at their lowest,[11] where migrant workers face shocking discrimination,[12] where working conditions in certain sectors (fishing, construction, domestic work, etc.) are often close to slavery, where the religion of growth and the omnipotence of large-scale industry perpetuate the most brutal sacking of the environment, etc.

In such a configuration, “democracy” takes shape and consistency not by implementing any positivities (the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the party in power and the opposition is reduced, most often to the exchange of invective and low punches) but blowing on the embers of anti-Chinese rhetoric. Deprived of this perpetual manna, the “vibrant” Taiwanese democracy would deflate in the instant like a balloon, reduced to the sad spectacle of a brawl between ragpickers fighting over the shreds of an economic miracle grafted on the most cynical and predatory of models of development.


But it is not only that; it is also a question of the violence that this Schmittian turning poin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y promises and herald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imagine what could be, in this country where public opinion is heated by anti-Chinese propaganda and warmongering conditions, the effects of the slightest “incident” (on land, in the air or at sea) bringing the protagonists of this regional conflict into direct confrontation: the continued stigmatization of Beijing’s supposed Fifth Column on the island (including the main opposition party) and other “infiltrators”, “Chinese agents”, “collaborators” of the enemy in this country would find (even if Taiwan would not b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lash), its immediate extension in a violent repression hitting indiscriminately all who are likely to appear as an agent of the enemy, accompanied, inevitably, by abuses perpetrated by more or less improvised gangs of vigilantes and rabid pro-independence activists in a climate of civil war prepared for a long time.

The loop would then come full circle where those who have established their legitimacy on the denunciation of the crimes committed under the era of Chiang, at the time of martial law (1949-1987) and more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which followed the events of February 1947, and who are now firmly established at the helm of the State to prove, in terms of the criminalization of the designated internal enemy, the worthy and most trustful heirs of the Generalissimo… all this, naturally, in the name of defense and the promotion of both local and global democracy – but, in all cases, booted and helmeted…



[1] “Not at all Schmittian” means two things here : on the one hand, a configuration in which reflec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cannot find their exclusive basis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riend and enemy and, on the other, a topos in which the figure of the enemy is not reducible to that of a pure and simple criminal. “ Not at all Schmittian”, therefore, means here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and plastic) than what we usually remember from Carl Schmitt’s political philosophy.

[2] On this point, see Andrew Cockburn’s article “ Defensive, not Aggressive “ and whose author, returning to the rocket crisis in Cuba, believes that there was never, during this episode, any real danger of war, Kennedy and Khrushchev being equally determined to avoid it and masters of the game in domestic politic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 September 2021.

[3] It is in Livy’s Discourse on the First Decade that Machiavelli affirms that the divisions and “ tumults “ which, throughout Roman history, brought patricians and plebeians into conflict, far from being factors of weakening,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assion for freedom and are the foundation of Roman power – an idea later taken up by Montesquieu. Division and struggle, antagonism are presented here as a dynamic factor rather than as a vector of weakening or destruction.

[4] Vico considers, developing a reasoning similar to that of Machiavelli, that “ The rivalries which, in the cities, oppose the orders between them with a view to obtaining equal rights, are, for the republics the most powerful means of development “( La science nouvelle , translated from Italian by Ariel Doubine, Nagel, 1953, p. 89).

[5] See on this point : Ryan Mitchell: “Schmitt in Beijing”,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10/18/2021.

[6] Some examples of headlines borrowed from articles in Cold War organ Taipei Times : “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e wolf “ (China, of course) ; “ China is enemy of the free world “ ; “ Carl Schmitt and Taiwan’s future “, “ Facing the nation’s enemy within “ (aboli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nemy outside and inside), “Global response to CCP aggression”, “World War II unfinished business”, “Time for US carriers in the Strait”, etc.

[7] “Separating Nazis from Germany is difficult; likewise, it is problematic to detach the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Chinese”; “Bringing CCP officials to justice for their Coronavirus crimes is the best way to put them on notice that they also face justice for their possible crimes against the people of Taiwan” “Xi [Jinping] has read Carl Schmitt – it is time for others to do the same” - the kind of insanity arises every day in the aforementioned daily paper…

[8] For the leaders and, probably, the man /woman in the street in China, the very notion of a supposedly civilizing intervention by the Western powers in the affairs of their country obviously has an unfortunate appearance of déjà vu: For them would be above all a resumption, a repetition of the predatory actions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 by these power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Empire …

[9] James JY Hsu : “ Democratizing China key to peace “, Taipei Times , 6/11/2021. The author, a retired professor of physics, is part of the innumerable cohort of “pathfinders” of the rhetoric of the outrageous criminalization of the enemy, that flagship of the new captive thinking (Czeslaw Milosz)

[10] The North Korean example shows convincingly that in reality the Machiavellian paradigm still covers, in a variable way, the Schmittian paradigm : the atrocities perpetr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population of the territories controlled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during the Korean War (urbicides, bombing of dikes and dams, destruction of hundreds of villages …) were enough to definitively convince the North Korean power (in dynastic form) of the inexpiable nature of the fight to the death that opposes it to this conquering Western barbarian, a conflict whose very form excludes any development towards a lasting peaceful coexistence, based on mutual trust. In this case, the Machiavellian paradigm never came to relieve or overcome (Aufheben) the Schmittian paradigm and the stinging failure of the sandman diplomacy imagined by Trump has sufficiently shown it. North Korean leaders are not megalomaniacal, delirious tyrants but realists who rightly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long with its Western allies and East Asian clients) has never pursued and will never pursue another aim as their elimination, their political and, probably, physical disappearance.

The turn adopted by US and Wester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sanctioned by the overthrow of the Iraqi and Libyan regimes, in particular, and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leaders, continued by the vain attempt to reserve the same fate for Bashar al-Assad and his regime could only strengthen them in this conviction : now, the leaders of the hegemonic and neo-imperial Western bloc no longer discuss or seek sharing of influence with the “ systemic “ enemy , they treat it as a homo sacer , rejected by the human community, and whose elimination without trial is, unlike a crime, a work of public salvation. The commando operation in which Bin Laden and his entourage were eliminated in Pakistan tends to become a general model for the strategists and thinkers of the Schmittian democracy of the present. The “ special operations “ conducted by the Israeli services, against Iran in particular, also show the way in this area : the less contemporary democracy appears as an institutional as well as a civilizational model capable of being exported peacefully, the more it presents itself as a citadel besieged by the barbarians, and the more it places its defense and its strategic actions under the sign of absolute urgency in the face of vital threats – a displacement capable of justifying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enemy’s uses as well as “ anything goes” to prevent it from harming.

[11] Minimum salary: 24,000 Taiwan dollars, or 745 euros.

[12] Their minimum wage, set by law, is lower than that of nationals… When the government has set up a system of vouchers intended to stimulate the consumption of people with modest incomes, at the time of the pandemic – the subordinates from the South – East Asian were excluded, a discrimination even Taipei Times found hard to swallow…